1952中国大学的死与生：“以苏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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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高2012年，中国有数十所大学迎来了他们的60年校庆。这一切，都源于1952年中国高校的院系大调整。
　　在1950年6月8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苏联专家阿尔辛杰夫认为，中国以前的大学体现的是半殖民地的依赖性，把知识分子的注意力集中于研究一般的自然、历史、文学以及所谓的社会学，这对帝国主义有利。而按照苏联的经验，十月革命后，苏联的高等学校，不再是培养“大而无当”的博学通才，而是培养具体的专门人才：工程师、医师、教师、经济学家、农业专家、统计专家、采矿专家等。中国此时也面临同样的任务，那就是按照专门化的方向发展。
　　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中国高等教育确立了“以苏为师”， 按照苏联模式重建高教制度的方向。正是按照这个方向，中国在1952年开始了激烈的院系调整。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最著名的一些高校被拆分，所有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都遭到裁撤或改造，在1952年的开学季，成批的旧大学和它们的故事，成为讳莫如深的历史记忆，成批的新大学和新兴工学院成为新时代的骄子——它们都是人民的大学。
　　通过模仿苏联高等教育思想，一整套新的高等教育学术体制建立了。从1952年到1953年，综合性大学从55所减少至14所，工学院校由28所增至38所，师范院校从12所增至33所。到1957年，全国高等学校共设置专业 323 种，其中工科就有183 种，学生数也由 1947 年的 17.8%上升到1957 年的37%；而文科、政法、财经各专业比重急剧下降，1947 年文法商科在校学生占大学生总数中的47.6%，1952 年则降到22.5%，1957 年又降为9.6%。中国成为世界上综合性大学和文科在校学生教育比重最低的国家。
　　基于经济主义视角、实现工业化的热望，院系调整使旧的“通才教育”为新的专业教育所替代；学问被急用现学所替代；科学家被专家所替代；抽象而广博，被具体和单一所取代；教书育人的学校成为制造实用工具的工厂。
　　在这种主流意识之下，中国的高等教育传统从此断裂，它的后果是明显的：20世纪上半期形成的民国学人群体、治学精神和学科生态拆分瓦解；全新的知识分子与国家、大学与社会、政治与教育、学术和道德的关系逐步确立。
　　今天，如果追根溯源，1952年，正是这场断裂的起点。
　　曾昭抡一手主持了从1950年开始酝酿、1952年全面展开的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由此开始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教育时代，成为今日高等教育体系的原点。
　　1967年冬天，武汉大学化学系教授曾昭抡孤独地死于湖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病房，时年68岁。他的太太俞大已经在上一年的冬天自缢而死，他们两人没有子女。据说在人生的最后阶段，是一位侄儿在照料他，并为他料理后事；而就在这年年初，疾病缠身的曾昭抡还被冠以“全国大右派”“曾国藩的孝子贤孙”（他是曾国藩的侄曾孙）被批斗。多年后，同为民盟领导人的费孝通回忆往事，“曾公当时所受的折磨，我实在不忍再去打听，也没有人愿意再告诉我。让这些没有必要留给我们子孙知道的事，在历史的尘灰中埋没了吧”。
　　如今曾昭抡作为近代中国化学学科的奠基人被历史永远铭记。然而，他从1950年起任教育部（高教部）副部长的仕途生涯，也绝非无关紧要。他一手主持了从1950年开始酝酿、1952年全面展开的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由此开始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教育时代，成为今日大学制度的原点。
　　酝酿：一边倒
　　1950年12月16日，曾昭抡被任命为中央教育部副部长兼高教司司长，从此进入官场。
　　在此之前，他已经享有化学界大师的声望，在北大担任了近二十年的化学系主任，并且在1949年5月开始担任北大教务长。在更早的20世纪40年代，他是中国民主同盟的中央委员，和中共关系密切。1950年当政务院文教委员会推荐几位教育部副部长候选人时，钱端升推荐了曾昭抡。于是，在这年5月，曾昭抡和教育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钱俊瑞、苏联专家阿尔辛杰夫，以及钱伟长到东北考察教育。事实上，两位教授都不晓得此行他们是被考察的对象。
　　而与他们同行的阿尔辛杰夫，此时的身份是教育部的总顾问。1949年之后，当旧的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被推翻之后，新的国家政体整体趋向于“苏联模式”，苏联老师参与了建设新共和国的方方面面。1950年代，大约1.1万名“苏联专家”--各种顾问、教师和技术专家--参加了中国现代化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设。高等教育堪称是苏联烙印最深刻的领域之一。除了教育部（1953年2月成立高教部）高层的苏联顾问，数百位苏联教师在高校里指导他们的中国同事。统计数字显示，从1949年到1959年一共有861位苏联专家在中国高等学府工作过。
　　正是阿尔辛杰夫为大学改革的方向定了调。在1950年6月8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他的发言既确立了“新教育”与“旧教育”这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也确立了新的方向。在他看来，中国以前的大学体现的是半殖民地的依赖性，把知识分子的注意力集中于研究一般的自然、历史、文学以及所谓社会学，这对帝国主义有利；相反，帝国主义因反对中国工业化，所以不愿意培养中国的技术干部。而按照苏联的经验，十月革命后苏联已拥有最先进的政治制度，因此在经济和技术方面，赶上与超过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是最主要的任务。因此，十月革命前的高等学校，就必须改变自己的目标，并改变课程，以适应新的国家任务。同时建立新的高等学校，首先是技术学校。苏联的高等学校，不再是培养大而无当的博学通才，而是培养具体的专门人才：工程师、医师、教师、经济学家、农业专家、统计专家、采矿专家、科学工作人员等。中国此时也面临同样的任务，那就是按照专门化的方向发展，高等学校要成为教育工人、农民和劳动者的地方。
　　事实上，阿尔辛杰夫所倡议的“苏联模式”，主要是20 世纪30年代形成的苏联高等教育体制。相反，战后、特别是60年代之后苏联高等教育的特征对中国的影响有限。这种体制并非完全产生于苏联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还包含了19世纪法国和俄国沙皇时代高等教育的某些特点。通过暴力革命手段取得政权的后发国家，急于跻身现代化国家，多采取19世纪初期法国拿破仑时代建立的高等教育模式，集中国家所有的资源， 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培养国家需要的人才， 以实现经济迅速增长、巩固国家政权。
　　第一次高等教育会议提出的三项基本方针，高等教育必须为国家服务，尤其是经济建设服务；高等教育为工人农民开放（国立免收学费）；必须向计划经济过渡，不出阿尔辛杰夫对中国高度教育的布局。于是，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在政治意识形态的框架内明确提了出来。
　　我们可以推测，曾昭抡被提名为教育部副部长，正是因为筹划中的院系全面调整，需要这样一位熟悉教育、又熟谙工业布局的人士。而据钱伟长回忆，曾昭抡果然不负所望，在东北考察期间，对东北的工业教育布局考虑得很全面，譬如成立辽宁大学，在吉林搞个汽车厂，建化工厂，使吉林成为一个工业重点，并成立吉林大学。他还提出把自己的学生唐敖庆从北大调来组建化学系。
　　这年12月，曾昭抡被正式任命为教育部副部长兼高教司司长，在西单大木仓胡同办公。他的秘书周其湘1951年7月从北大经济系毕业后，被分配到教育部，一直担任秘书至1958年。如今86岁的周其湘回忆往事，仍然十分佩服曾昭抡。尽管行政工作繁多，他仍然没有放弃自己的专业，每日在晚饭后阅读学习，所以在1958年可以再度由一位行政领导转为做学问的学者。
　　曾昭抡也参加了第一次高等教育会议和于9月份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工农教育会议。这些会议在制度上不断确立行政权威，尤其是教育部的领导责任。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颁布了《关于高等学校领导关系的决定》，强调“凡中央教育部所颁布的关于全国高等教育方针、政策和制度，高等学校法规，关于教育原则方面的指示，以及对于高等学校的设置变更或停办，大学校长、专门学院院长及专科学校校长的任免，教师学生的待遇，经费开支的标准等决定，全国高等学校均应执行”。与此同时，高校中开始增加大批党团员干部，所有行政单位和生产单位都由党团员担任正职、副职或秘书助理，于是，学校里逐渐形成一个上下贯通的组织系统，推行政令便极为顺畅。到1953年，教育部又决定增设“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与此同时，高等学校的政治组织也逐渐完善，高校普遍设立了党总支、党委、团委等党团组织，马列主义在中国高等教育学术界开始确立了统治地位。
　　当时，作为教育部高层的曾昭抡对行政力量主导大学有无异议，我们无从得知。毕竟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他是在一种英美教育体制下工作，无论是北大，还是西南联大，皆推崇大学的“自治”与“学术自由”。在周其湘的记忆中，作为民主党派人士，他“尊重中共的领导，遇有重大问题，都及时请示”。
　　预热：改造与清理
　　“立新”必然伴随着“破旧”。
　　1949年后第一个关于教育改革的指导方针是《中国人民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育法”。在1950年6月，毛泽东仍然认为，要“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故而，拖延改革不对，过于性急企图用粗暴方法进行改革的思想也不对，预计用10到15年的时间来做教育改革的工作。
　　然而，历史进程正是在1950年6月快马加鞭，如暴风骤雨般席卷高校和知识分子。朝鲜战争爆发，10月志愿军秘密入朝，国内形势骤变。原本审慎、温和的教育改革突然进入剧烈的调整期，首要的工作，便是“集中火力，肃清美帝文化侵略的影响，夺取美帝在中国的文化侵略阵地”。于是，1950年12月29日，政务院发布《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全国接受外国津贴的20所教会大学，11所被改为公办，另外9所改为自办，由政府予以补助。
　　要彻底清除民国以来深植于中国高等院校的英美教育思想，就必须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钱俊瑞的看法可能代表了教育部高层的普遍共识，高校的知识分子，“服膺着英美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还是固执着自己的个人主义，客观主义和宗派观点，而不肯确实改造。那么一切高等教育的决定和规章就遂成'具文'”。
　　事实上，从1949年之后，一些知识精英便或主动或被动地否定自己的过去，以期获得新政治权威的认可。1950年1月5日《大公报》发表了萧乾的《试论买办文化》，这位曾经浸染欧美文化经年的记者、作家，清理和批判自己，呼吁 “认识了苏联，即等于认清了我们眼前的路。但濡染了买办文化的中国人，除了这个以外，还另有认识苏联的理由在。那便是：用苏联的真相来彻底洗涤英美在我们血液里灌输的反苏毒素；学习灿烂的社会主义文化以代替腐朽颓废，脱离群众的资本主义文化”。
　　1951年8月22日，周恩来为全国18个专业会议和政府各部门负责人作题为《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报告中说：“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在过去不是受着封建思想的束缚，就是受着帝国主义奴化思想的侵蚀；现在要为新中国服务，为人民服务，思想改造是不可避免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进步，我们的思想感情，我们的行动，我们的生活方式才能够适合于人民的利益，而不违背人民的利益。”
　　无论是否出于自愿，当知识精英们用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新式语言否定自己过去的时候，也便是他们投身于建构权力决定自己政治地位的机制的过程。
　　高校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全面铺开。教育部为此专门设立“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委员会”，总学习委员会以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兼主任委员，以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曾昭抡兼副主任委员，委员则为京津地区各大学负责人如马寅初、陈垣、蒋南翔、杨石先、茅以升等。
　　而曾昭抡本人亦不能幸免。据北大化学系教授庞礼回忆，曾昭抡之最终辞去北大化学系主任，便是在“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的大潮流里，他还在提倡搞科研，要学生好好读书，于是有人提出让他调走。追溯个中情由，可能又夹杂着他执掌化学系多年而潜藏的人事纷争。不过无疑曾昭抡“不识时务”其来有自--1936年国难期间，他希望同仁能和阿基米德一样，在敌人刀剑架在我们颈项上面的时候，还能说“不要弄坏我的圆圈”。在这场“排队洗澡”的运动中，相比而言，曾昭抡只是洗了个小澡。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这样解释这些精英们所面临的历史境遇：“1951至1952年三个互相有关的运动（指”三反“运动、”五反“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对到那时为止一直受到中共温和对待、甚至优遇的集团来说，是一个当头棒喝……虽然思想改造主要针对被断言是帮助'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高级知识分子，但更全面的目的是削弱所有背离中共式马列主义的思潮的影响。”
　　展开：雷厉风行
　　思想改造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院系调整也正式展开。《人民日报》发表于1952年9月24日的社论说明了二者的内在关系：“今天的院系调整工作，是在学校的政治改革和教师的思想改造已经取得重大胜利的基础上进行的。两年以前，在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即曾得出了调整院系的问题，但是两年来这一工作很少进展。这主要是因为许多教师在思想上还严重地存在着崇拜英美资产阶级、宗派主义、本位主义、个人主义的观点，没有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因此就不能很好地贯彻执行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如今，“各校教师进一步肃清了封建、买办、法西斯思想，批判了资产阶级思想，树立加强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样，就有条件与可能把院系调整工作做好了。”
　　各大行政区、省、市和大学的院系调整委员会相继成立，垂直的行政机构保证了院系调整方案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推行。教育部按照“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的方针”的原则，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高校院系调整。此前，北大、南开的教育系已并入了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北大、华北大学三校的农学院合并为北京农业大学。1951年4月，取消交大管理学院，所属系科分别并入交大工学院、北方交大和上海财经学校；复旦土木系并入交大，交大纺织系与上海纺织工学院、上海工专纺织科合并为华东纺织工学院。到1952年底，四分之三的院校完成了调整工作。其中华北、东北和华东地区较为彻底。私立高校全部改为公立。1953年的院系调整则以中南区为重点，其他地区局部进行。
　　于是，通过模仿苏联高等教育思想，一整套新的高等教育学术体制建立了。从1952年到1953年，综合性大学从55所减少至14所，工学院校由28所增至38所，师范院校从12所增至33所。到1957年，全国高等学校共设置专业 323 种，其中工科就有183 种，学生数也由 1947 年的 17.8%上升到1957 年的37%；而文科、政法、财经各专业比重急剧下降，1947 年文法商科在校学生占大学生总数中的47.6%，1952 年则降到22.5%，1957 年又降为9.6%。中国成为世界上综合性大学和文科在校学生教育比重最少的国家。
　　此外，全面改造高等学校内部结构，也是院系调整的重中之重。1952年11月，高教部和教育部分设，曾昭抡改任高教部副部长，主管大学理、工、农科教育和中等专业教育。高教部将对“全国高等学校的方针政策、 建设计划（包括学校的设立或变更、院系和专业设置、招生任务、基本建设和财务计划等）、重要的规程制度（如财务制度、人事制度）、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材编审、生产实习等事项，进一步统一掌握起来。凡高等教育部关于上述事项的规定、 指示或命令，全国高等学校均应执行。如有必须变通办理时，须经中央高等教育部或由中央高等教育部转报政务院批准”。可以说，国家由此实现了对高等学校的全面管控。
　　作为主管其事的教育部（高教部）高层，曾昭抡当时在内心深处，究竟如何看待这场高等教育的暴风骤雨？平心而论，院系调整中的一个重点，是发展高等工科教育，曾昭抡是赞成这种原则的。写《曾昭抡评传》的戴美政先生猜测这个原则本身或许就是曾昭抡提出、进而获得高层认可。因为工科院系调整方案就是在曾昭抡主持下起草的。事实上，早在抗战时期，曾昭抡就说过：“经过大学或专科学校训练出来的人，学识既较丰富，脑筋也较灵敏，这样应付工业上各种问题，当然比较地可有妥当办法。重士轻工的传统思想，由此得以破除。”
　　另一方面，他即便有所怀疑，恐怕也无能为力。早在1949年，他就说过，作为一名自然科学家，“我们站在人民的一面，对于政府的种种措施，未决策以前可以提意见，实行以后也还可以作建设性的批评，只是在基本立场上，必须与政府完全一致”。何况，高校改革的整体布局可是出自“苏联老师”之手。据周其湘回忆，除了阿尔辛杰夫，还有两位苏联专家每天都在教育部上班。根据早期（直到斯大林逝世）与苏联专家共事的政策，“不能与苏联专家意见不一”，所谓“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意思是说，无论你反对苏联专家的意见是否合理，受到批评或处罚的都应该是你。因此，任何大胆挑战苏联专家的人，不管对错，都会受到惩罚。
　　起初，曾昭抡确也十分积极地学习苏联经验。他自学了俄文，经常向苏联专家请教，还按照他们的意见，强调学校不要轻易改动苏联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然而，他毕竟是在教育领域浸润多年，在任职教育部（高教部）期间，又跑遍了全国主要地区的高校。当教育部的苏联专家要求高等学校全盘执行苏联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而且进一步要求仿照苏联，统一规定教师工作量，建议实行“六节一贯制”，（ 指将学科课程与活动课程分别集中安排于上、下午的一种教与学的制度，又称“午前教授”）曾昭抡认为“六节一贯制”并不符合中国国情，采取了反对和抵制态度。此外，他也反对将北大工学院迁往外地，对苏联专家只提“应用化学”， 不讲“化学工程”，非要把化学工程系改为应用化学系不可的意见据理力争， 坚持在清华大学保留化学工程系，并调来天津原北洋大学该系的人员加以充实。
　　然而，细部的修补并未改变院系调整的实际结果，那便是基本上对苏联模式的全盘照搬。1956年，曾昭抡担任团长，带领三十多人的高等教育访苏代表团，走访了苏联十多个城市的高等学校，全面深入了解苏联高等教育。回国后，他对周其湘及友人皆表达过对苏联高教的某些不以为然。他亦曾向部里请示，建议让代表团再就近到民主德国考察，以便从中进行比较，取长补短，结合中国实情，制定一套适合中国情况的新型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可惜未被批准。
　　当1956年在经济领域全面推行计划经济体制时，高等教育的“计划体制”已经实行了好几年，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曾昭抡的工作仍然十分繁忙，他力图在适合的范围内，修正院系调整后教育中的弊病。在1957年的政协会议上，他发言反击苏式高校教育的“一个中心论”，认为高等学校不只是传授已有知识的场所，而且是创造新知识的场所；既是国家培养专门人才的机构，同时又是科学研究机构。此外，在肯定教育改革的前提下，他指出高校过分强调统一，缺少灵活性；学生外文程度低、负担过重等。
　　数年的官员生涯并未完全磨掉他的棱角。1957年6月9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他和费孝通、千家驹等人提出的一份科学纲领《对于中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这是民盟在5月由曾昭抡主持的座谈会上，出于响应毛泽东提出的“双百方针”和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号召而整理出来的会议纪要。这些民主人士希望保证科学家有充分条件从事科学工作，其中涉及时间、助手、设备、资料以及经费问题，还特别提出在重视自然科学的同时，应当恢复发展社会科学。
　　他毕竟是学者，太没有观察政治风向的意识了。五十多年后，周其湘谈及往事，还为自己的老领导慨叹不已。
　　就在这份意见发表的头天，《人民日报》发出了著名社论《这是为什么？》，“反右”运动正式开始。此外，6月6日，曾昭抡还应民盟中央副主席章伯钧约请，在民盟文化俱乐部的座谈会上发言。这就是“反右”期间著名的“六教授会议”。后来， 曾昭抡、钱伟长、费孝通、黄药眠、陶大镛、吴景超六位教授均被划为“右派分子”。曾昭抡被撤去高教部副部长的职务，同时撤销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资格。北大自然不愿意接收这位“大右派”，他被“流放”到武汉大学，直至疾病缠身心力交瘁地去世。
　　十几年之后，费孝通忆及当年，“反右”斗争初起，曾昭抡晓得非要被划为“右派”，见面并不像有些人一样避之唯恐不及，而是严肃地轻轻地对他说：“看来会有风浪，形势是严重的”。在他眼中，这位拘谨持重的曾公，一寸光阴一寸金地使用着他的生命，开创了一门学科，“凡是要他承担的，他没有推辞过”。他断定，将来说起曾昭抡先生在历史上的贡献，在中国化学学科上的贡献会比他当部长的贡献重要得多。
等教育传统从此断裂，它的后果是明显的：20世纪上半期形成的民国学人群体、治学精神和学科生态拆分瓦解；全新的知识分子与国家、大学与社会、政治与教育、学术和道德的关系逐步确立。今天，如果追根溯源，1952年，正是这场断裂的起点。
中国已消失的9所世界级大学 多是教会大学

中国在建国前有许多大学是由基督教或天主教会创办，可以说是当时的世界级大学。不过，在1952年中国院校大调整中这些教会大学也集体消失了。
燕京大学

（Yenching University）是20世纪初由四所美国及英国基督教教会联合在北京开办的大学。是近代中国规模最大、质量最好、环境最优美的大学，创办于1916年，司徒雷登任校长，曾与哈佛大学合作成立哈佛-燕京学社，在国内外名声大噪。在中国高等院校1952年院系调整中，燕京大学被撤消。中国大陆国民政府迁台后，燕京大学在香港被并入香港中文大学的崇基学院。在中国大陆，其资产由中国政府接管后被整并，文科、理科多并入北京大学，工科并入清华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并入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校舍由北京大学接收，现在其建筑仍为燕京大学古迹。
辅仁大学
辅仁大学（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1925年由罗马教廷创办，20世纪初与北大、清华、燕京并称北平四大名校，并驰名于海内外华人社会。创始人之一同为复旦大学的马相伯先生。1952年在中国高校调整过程中被撤销，其校舍划入北京师范大学（微博）的北校区。人员与系所编制则分别并入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现辅仁大学旧址为北京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齐鲁大学
齐鲁大学（Cheeloo University）正式校名为山东基督教共和大学，为1904年至1952年在中国山东省办学的一所教会大学，由来自美国、英国以及加拿大的14个基督教教会组织联合开办。鼎盛时号称“华北第一学府”，与燕京大学齐名，有“南齐北燕”之称。大陆许多知名学者如老舍先生、历史学家顾颉刚、墨学大师栾调甫、戏剧学家马彦祥等纷纷到此执教。齐鲁大学是当年外国人在中国创办的十三所教会大学之一，在1952年的院校大调整中被撤销，原校址今为山东大学趵突泉校区。其各学科分别被并入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山东农业大学、中国药科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
东吴大学
东吴大学（Soochow University）20世纪初中国第一所民办大学。于1900年由基督教监理会在中国苏州创办，其法学教育在当时饮誉海内外，是中国第一所西制大学。1951年在台湾复校，也是台湾第一所私立大学。1952年中国院系调整时东吴大学与苏南文化教育学院、江南大学数理系合并为苏南师范学院，同年定名为江苏师范学院，在原东吴大学校址办学。1982年经国务院批准改办为苏州大学。经教育部和江苏省省政府批准，苏州蚕桑专科学校、苏州丝绸工学院、苏州医学院先后于1995年、1997年、2000年并入苏州大学。东吴大学在上海的法学院，并入华东政法学院（今华东政法大学），会计系并入上海财政经济学院（今上海财经大学）。
圣约翰大学
圣约翰大学（Saint John's University）中国首个全英语授课的大学，以“光与真理”为校训。有“东方哈佛”和“外交人才养成所”之雅称，创下了民国教育的多项第一，尤其是在体育教育上遥遥领先。上海圣约翰大学前身是创建于1879年的圣约翰书院，1905年升格为圣约翰大学，是中国近代最著名的大学之一，也是在华办学时间最长的一所教会学校。1952年，圣约翰大学被分拆至上海各大名校后解散，圣约翰大学原校址给华东政法大学，一代名校就此消弭于历史长河。该校培育了林语堂、张爱玲、邹韬奋、顾维钧、宋子文、荣毅仁、刘鸿生、贝聿铭、施肇基等一大批影响中国历史的杰出人物。
震旦大学
震旦大学（Aurora University）是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在中国上海创办的著名教会大学，是中国近代著名高校。由中国神父马相伯于1903年2月27日，在徐家汇天文台旧址创办。所设学科有语文、象数、格物、致知四门。震旦是印度对中国旧称，英、法文校名分别为Aurora和L'Aurore。1952年中国院系调整，将震旦大学各院系分别归并上海市各有关高等学校（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等）。
之江大学
之江大学（Hangchow University）是基督教美北长老会和美南长老会在中国杭州联合创办的一所教会大学。也是中国的十三所基督教大学之一，在中国高校中有一定历史地位，林汉达、金仲华、朱生豪（翻译家）等知名人士都是之大校友。1951年被浙江省文教厅接管，美籍教员离校回国。1952年因中国高校院系调整解散，院系拆分至浙江师范学院、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等，之江大学宣告结束。
金陵大学
金陵大学（University of Nanking）是美国基督教会美以美会在南京创办的教会大学。教育家陶行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哲学家方东美、文学史家程千帆等著名校友均出自于此。是第一个向中国政府请求立案并获批准的教会大学。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对外人在华所办大学编类中，金陵大学是教会大学中唯一的A类，持有金陵大学学位的毕业生有资格直接进入美国大学的研究生院。是当时社会评价为“中国最好的教会大学”，享有“江东之雄”、“钟山之英”之美誉。1952年中国高校院系调整，金陵大学撤销建制，主体并入南京大学，其余院系参与组建南京农学院、南京师范学院等高校。其历史档案划归南京大学。南京大学将校址从四牌楼旧址迁至金大鼓楼校址。
岭南大学
岭南大学（Lingnan University）前身为格致书院，开创了中国华侨教育的先河，由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于1888年在广州创办，当时以钱树芬为首的一批爱国校友倡议接办学校，同年7月经广东政府批准，学校收归中国人自办，并正式改名私立岭南大学，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南方著名的大学。1927年4月学校宣布停办。1952年岭南大学在院系调整中与国立中山大学及其他院校的文、理科合并，组成现在的华南理工大学，中山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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