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高考”逐步暴露了其“不高”之处！值得一读的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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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977年，邓小平力排众议，坚决主张当年恢复高考，这几乎改变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其历史功绩早已毋庸置疑。也正是以七十年代末的高考政策为基础，才有了我们今天的高考制度。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既有的高考制度已经越来越凸显其僵化的一面。公平性和合理性本是调节高考制度的两条杠杆，但这二者却正是今天舆论诟病的焦点。这需要我们在高唱赞歌之余，认真反省改革开放以来的高考政策，尤其是九十年代末的教育市场化。
— G R O U N D B R E A K I N G  . C N —
几年前在人人网上曾流行过一个段子：“四年前我还会三角函数、解析几何，还知道有机化学，还看得懂电路图，还明白世界洋流分布、还了解冷锋暖锋是怎么回事，可大学毕业时，我发现自己就是一个文盲。”
这段调侃不免让人想起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中的那句著名旁白：“我感激我所处的那个年代，在那个年代学生获得了空前的解放，不必学习那些后来注定要忘掉的无用的知识。我很同情现在的学生，他们即便认识到他们是在浪费青春也无计可施。我至今坚持认为人们之所以强迫年轻人读书并以光明的前途诱惑他们，仅仅是为了不让他们到街头闹事。”在今天，“文革对于高等教育造成的巨大灾难可谓罄竹难书”，已经成为了教育学界的共识。相形之下，王朔先生的话，显得尤为突兀，但有谁能否认他说的不是一个事实呢？
一让我们看看以下两个案例。案例一：海南省理科状元李洋事件
2005年6月24日，来自湖北仙桃的高考考生李洋以897分的高分，一举摘得海南省高考理科状元的桂冠（满分是900分）。然而，等待李洋同学的却不是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录取通知书，而是海南省教育厅的“限考令”。在7月13日下午，海南省考试局宣布：“经调查核实，李洋等考生在我省就读不满两年”，属于典型的高考移民。根据2003年《海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报考条件暂行规定》，考试局“取消其报考本科第一批的资格”。一时间，社会舆论沸沸扬扬。所幸者，香港城市大学在获悉李洋遭遇后，特意向其颁发了合计44万港币的“状元奖学金”，并加以录取。
案例二：陕西省“国学天才”孙见坤事件

高中就读于陕西省西安市高新一中的孙见坤，自幼喜爱传统经史，课后学习饶有心得，曾经参加复旦大学“博雅杯”征文大赛获得一等奖。在“博雅杯”获奖者面试中，获得八位评委的一致好评，并被复旦大学列入5%的自主招生名单，这意味着孙同学只要在2010年的高考中达到“一本线”，获得调档的最低要求，就可以被复旦大学历史系录取（而复旦大学在陕西省的平均分数线要在一本线60分以上）。可结果是孙见坤同学当年高考发挥不佳，低于“一本线”6分。虽然，复旦大学校方曾与陕西省高招办沟通，但省招办仍然拒绝破例投档。最终，孙见坤以二本成绩为山西大学法学院录取。
案例二引发了网络热议。与以往的一切重大热点问题一样，网友的意见迅速分为两派：一派谴责中国教育死板僵化，甚至举出钱钟书数学15分被清华大学外文系破格录取、吴晗数学0分为清华大学史学系破格录取等“民国往事”，痛陈高考埋没人才；另一派则明确指出，如果今天复旦破格录取“国学天才”，明天将有层出不穷的“音乐天才”、“美术天才”、“体育天才”被“破格”录取，考试公正从何谈起？前一种意见看到，高校招生的意义，在于合理地选拔、培养人才，倘一味追求所谓“公平”，恰恰可能埋没真正的人才，使得教育走向平庸；而后一种意见则担忧，为了所谓“选拔人才的合理性”而破坏起码的公平公正，其结果将最终损害合理性本身。两种意见分别代表了高考的两条基本原则——合理性与公平性。而在“孙见坤事件”中，合理性与公平性发生了背离，不可兼得。在二者的冲突中，陕西省招办最终选择了公平性——以分数作为录取的唯一标准。
无疑，陕西省招办的负责人员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办事的作风，令人钦佩。然而，即便采用考试分数作为高校选拔学生的唯一标准，就能达到公平公正的结局吗？2003年，山东女生状告教育部，理由是现行高考招生名额的地区分配，严重违背了教育平等的原则。据2006年的统计数据，北京市“每万名考生与211高校的比率”居然高达是2.81，而人口大省河南的比率仅为0.01。换言之，就人口与国民高等教育投入比而言，北京人均享受的国家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投入是河南的281倍。正是由于这种严重的不平等，加之户籍管理制度的缺陷，导致了大量“高考移民”的出现。案例一“李洋事件”，正是这种现象的凸出反映。从某种意义上说，应试教育和“唯分数论”是法律形式主义在教育资源分配领域内的具体应用，而“高考移民”恰恰证明了所谓的法律“形式正义”，远不能带来“实体正义”。那么，既不能保证公平公正，又不能保证合理性的“法律形式正义原则”，何以一直颠扑不破呢？
前引王朔先生的话，一语道破了事情的真相。“我至今坚持认为人们之所以强迫年轻人读书并以光明的前途诱惑他们，仅仅是为了不让他们到街头闹事”，正说明了包括“唯分数论”在内的一切形式主义原则，其实质仅在于操作性。任何考试机制，都是通过标准答案，把学生划分等级，以其评价系统，使越接近于标准的等级得到越高的奖赏，越远离标准的等级受到越多的惩罚，最终展示教育的权威。众所周知，处理现实问题需要的是综合判断能力，但考试却无一例外地把总体知识分割成了一道道相互独立的步骤，而中学教师和考试辅导机构的工作则在于，在每一个步骤上矫正学生的思维，就像军官把一套完整的装填射击动作拆解成几个甚至十几个独立的姿势并挨个训练士兵一样，以达到整齐划一。这里之所以絮絮叨叨地讲这么多，意在说明，如果我们不去思考考试内在的规训机制，就很难对现行的高考机制做出科学的评价，那么这个高考机制是由何而来的呢？
二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批准恢复邓小平的职务。而教育问题和知识分子问题，正是邓小平“出山”以后，抓的第一件大事。同年8月4日至8日，在邓小平的倡议下，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大多数人都同意当年就改进招生办法。彼时太原招生会已经完毕，基本确定仍按照1972年以来的“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办法招生。对此，邓小平一锤定音，决定重开招生会，宣布恢复高考。正是这一锤定音，改变了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其伟大历史意义，已然无需赘言。
遵照邓小平的指示， 8月13日至9月25日，在北京重新召开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历时四十五天，实属罕见。会议通过了《关于一九七七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意见》放宽了年龄限制，取消了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劳动二年”这一报名条件。否定了《纪要》“相当于初中以上”的学历条件，改为“高中毕业或相当于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鉴于当时全国尚没有统一的课程标准或教学大纲，故而命题权被下放到各省、市、自治区，而1978年则回到了教育部统一命题的局面。从1981年开始，国家改变了以往由教育部划定重点院校录取的最低控制线，改由各省、市、自治区自行划定分数段。
到了1983年，高考制度的一些问题凸显了出来。其一，以往高校招生，都是按分数从高到低择优录取，这导致了中学教育片面追求分数，而忽视德育；其二，许多艰苦行业招不到学生。为了应对这两个问题，1983年高考把“调档线”与“录取分数线”区分了开来，规定各高校一般应按多于录取线20%的比例提供考生的档案材料，便于高校以德育和体育为标准录取这120%的学生。又首次推行了“定向招生，定向分配”的方案，按一定比例向农场、矿区等艰苦行业定向招生。
1985年是高考改革力度最大的一年，首次出现了自费生、保送生。就在这年，上海首先自行命题。此后直到2000年，教育部允许分省命题，这年北京就开始单独命题。从2004年开始，各省单独命题成为了趋势。在二十一世纪，自主招生、平行志愿、一年多考等等“人性化”的改革更是层出不穷。
在考试科目上，由于文革时期外语教学废弛，故而1977年、1978年高考外语未计入总分。从1979年开始，外语逐步受到重视——1979年重点高校外语以10%计入总分，1980年开始不分重点与否，都以30%计入总分，1982年则按70%，1983年开始全部计入总分。1990年，国家教委正式提出建立高中毕业会考制度。与会考接轨，从1995年开始，除上海外，全国实行“3+2”模式，即语文、数学、外语是必考科目，文科加试历史、政治，理科加试物理、化学。然而，这个制度很快就暴露出了问题。文科减少了地理，理科减少了生物，这两门课在会考之后，就不再计入高考。这些“松绑”的课程迅速为高中冷落，而大学相关专业在教学过程中则面临学生基础差的问题。但因为其稳定性，仍然持续到2002年。从2002年开始，全国普遍实行“3+X”模式，对于大多数省份而言，所谓的“3+X”就是“3+综合”。
三
然而，对于我们这辈人而言，高考制度的最大变革却既不是考试科目的调整，也不是从“估分报志愿”到“知分报志愿”。从九十年代末开始，中国的高等教育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市场化变革。在毛泽东时代，广受批判的资产阶级教育体制，成为了直到今天仍广受追捧的成功范例。2003年，誓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北京大学，以其雄心壮志，宣布要在学校推广英语教学。无疑，在当前极其不合理的世界高校排名体系中，越能用英文发表科研成果的学校越占优势。北大确实找到了一条迅速通往世界名校的捷径。可惜的是，这个计划遭到了大多数任课老师的反对，以致无疾而终。庆幸乎？不幸乎？直至去年，北大爆出燕京学堂计划，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2003年的英语教学事件，又被人们重新记起。我不知道这个以最优秀的师资力量，专门为洋人开设的，用英语教学的“中国学”速成班，究竟会给北大带来怎样的现实利益。但真正的问题尚且隐而不彰：在这个武书连们如鱼得水的时代，盲目追求大学排名，是否会让中国的高校迷失自己？
平心而论，相较于别的学校，北大在这方面尚属干净，只是因为它是中国高等教育的路标，受到过多关注而已。1998年，浙江大学一口气吃掉了杭州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和浙江农业大学这三所浙江省内的一流高校。合并后的浙大，不仅有了全国最大的校园面积，还有了全国最“齐全”的学科设置。重要的是，原本十名开外的浙江大学，突然一下子窜到全国第三，令别的学校羡煞不已。仅排名一项，就足以掩盖原杭州大学、原浙江农业大学师资力量严重流失的事实。全国轰轰烈烈的并校风潮就此拉开帷幕。在这场“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自然竞争中，扩充基建资金，成为了高校的首要议题，乃至其中90%都来自于银行贷款。这意味着，在过去，大学一直被看作一个财政性部门，纯粹依靠国家的投入，而如今已经彻底沦为营利性机构。饶是如此，这90%的银行贷款中的大部分，仍然成为烂账。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吉林大学。另一方面，这样的市场化和大兼并，一边毁掉了我们原本雄厚的职业教育，一边又把本科教育变为职业教育。大量职业技术学院一跃成为“XX学院”，甚至是“XX大学”；大量专科专业迅速成为本科专业，甚至是研究生专业。与此同时，法学、金融学、管理学、国际贸易等等时髦专业，几乎遍布了中国所有的大学；研究生教育又一再被降格为本科，甚至专科教育，所有这些都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和人才结构性短缺。而这些代价换来的最大成果，或许只是某些世界排名上的提高。
1952年的院系调整，效仿的是苏联模式，实际上其真正原型是法国模式。而十几年前的高等教育市场化，却不折不扣地是在向美国看齐。美国模式真的就是人类教育史的未来吗？美国教育的神话与世界大学排名系统的共谋，难道不是一种后殖民主义话语霸权吗？当清华大学学生为该校的“真维斯楼”愤慨不已时，他们或许忘了，在美国的许多高校，连路边长椅都可能有冠名权。
四
我出身于国企系统，念的是职工子弟学校，在高考前，都没有面临过择校问题。可能正因如此，我曾经的小学规定教师不能给学生留课后作业，虽然我们的语文老师和数学老师仍然偷偷“违规”，但每天的家庭作业至多半个小时就能完成。而直至初三，我的课业压力仍然不重。甚至于自己在整个初中阶段都没有晚自习。相比较周围的人而言，这样的童年和少年实在太过幸福，以至于我都不敢想象那些被作业压得抬不起头的小学生，会产生怎样的心理问题。也可能正因如此，当自己突然面临高中生活时，完全手足无措。毕竟，我从没有体会过发奋考一个好中学是什么状态，更不知道为了择校而走后门、斥巨资买学区房是什么感觉。我曾戏称，初中到高中的转变，让我对现代性理论有了特别的体悟。在我的印象里，初中时自己仍然居于一个共同体中，乃至于大部分学习的动力是来自于集体荣誉；可高中却是一个彻底的原子化社会，竞争、算计、尔虞我诈，考试机制实际上把市场竞争原则引入了高中教室。事实上，一个精明的班主任是十分乐于看到学生之间的这种竞争状态的。
如今，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我就读的小学、中学早已不复存在，这正象征着老国企工人的落幕。时势所趋，本不足“情怀”。然而，我却又不免想起了自己在四川省某“劳务输出县”的短暂支教经历。那是2009年，那年高考，成都七中某实验班共有二十几名学生被北大清华录取。可我们县城三千多名高考生中，算上艺术生、体育生，也总共只有四十多名达到“重点线”。普通农业县的县级中学与省城超级中学的差距，不正象征着农工群体与城市精英之间的巨大不平等么？谁来为他们代言？是那些从小家境优越，本科就读于名校，拿着洋硕士、洋博士文凭的未来政界、商界和文化界精英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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